提起“营改增”，持续追踪此项改革的人们都知道，按照至迟于“十二五”结束之时将“营改增”推广至全国所有行业、相应废止营业税的计划方案，目前“营改增”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满打满算，留给我们全面完成“营改增”任务的时间至多8个月。

然而，最近两个互为关联且引发人们广泛议论的信息，给这一既定计划罩上了一层雾气。

其一，在稳定税负的前提下，作为具有减少间接税比重效应的“营改增”，是同增加直接税比重举措的推进联系在一起的。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日渐加大，考虑到房地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作为具有增加直接税效应的房地产税，其开征的时间表很可能后移。倘若间接税的减少和直接税的增加不能同步，或者，间接税减下去了，直接税未能相应增上来，则不仅难以保证稳定税负的本轮税制改革前提不被打破，而且可能障碍税制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如此的局面一旦形成、甚或有形成的苗头，必将给以优化税制结构为主要着眼点的本轮税制改革行动添加变数。

其二，随着经济的下行，按同比口径计算，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其中的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分别减少到2.4%和1.2%。鉴于这是1994年以来少有的低增长态势，更鉴于“十一五”期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21.3%，特别是仅仅4年前、也就是2011年此口径的收入增长速度还曾经达到25%，如此快速的下滑势头在着实令人猝不及防的同时，让人们对于今年以及未来几年的财政收支形势走向担忧。在财政收支已经趋紧且可能面临更严峻困难局面的条件下，“营改增”的全面推进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已有的财政收支压力，甚至使得财政收支运行陷入更紧状态。

站在局部立场上，上述的推论当然有道理，也并非无的放矢。但是，跳出局部而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着眼，则不过是一笔微观小账。不妨将“营改增”放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算一算有关它的几笔宏观大账。

正在推进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重大战役。与以往我们所经历的历轮改革大不相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锁定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财税体制改革当然要先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作为一项最完整、最彻底、最有效、最少争议和最具操作性的财税体制改革举措，“营改增”事实上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且不说“营改增”的试点早在2012年就已在上海起步，单就其3年多来走出的轨迹看，正是在“营改增”的牵动下，不仅以开征房地产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为主要内容的直接税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开天辟地第一遭，“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作为本轮税制改革的主线索，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得以确认。也正是由于有了“营改增”的牵动作用，不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再调整开始破题，而且至少20年来第一回，“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作为本轮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重新走入中国人的视野。由“营改增”到财税体制改革，再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联动，是迄今为止可以观察到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路线图”。故而，如果将财税体制改革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工程和重点工程，那么，“营改增”便是这一基础工程中的基础工程、重点工程中的重点工程。此其大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