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除企业其他活动、所有权性质、经营规模和所得税税率差异等影响之后，研究发现，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企业的逃避税行为。与竞争压力低的行业相比，身处高竞争环境下的企业平均逃避税幅度要高16%。

企业逃避税是再普遍不过的行为。然而，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更倾向于铤而走险，耗时费力地去做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识别。如果单靠税务稽查获得的有限案例进行归纳总结，那么“冰山”之下的大量企业是如何行动的，依然不为人知。过去数年，逃税（Tax Evasion）和避税（Tax Avoidance）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发现哪一类型的企业，基于什么原因去逃避税收。而这些因素与逃避税行动之间存在怎样的传导机制，成为研究的侧重点。

相关研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来自中国学者——蔡洪滨和刘俏两位教授的出色工作。他们于2009年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经济学报》（Economic Journal）的文章中提出：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令企业有更强的逃避税意愿，并实施逃避税行为。由于大多数身处激烈市场竞争之中的企业，受到的外部压力大，因而降低税费压力成为保持盈利的关键。企业往往会通过增加企业费用的方式，降低企业利润，进而减少应纳税额。他们的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年~2005年期间的普查数据，每一年有接近19万家的企业样本。这是目前中国范围之内能够公开获悉并运用于学术研究的最大规模企业数据库。虽然上述结论距今数年，但其对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启发却在日趋加深。

>这份研究的贡献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

1除了少量以美国为对象的研究，世界各国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如何影响税收，长期被忽视，但这又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产业组织和税收学的交叉正在于此。以往的文章过多关注企业税收负担高低，并用一些国际标准来对比。此种方法有刻舟求剑之嫌，也很难彻底解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2中国企业利润核算的特殊性，为研究提供了便利。现行的企业财务信息分别按统计口径和会计报表口径分类汇总，前者主要用于国民生产总值（GDP）核算，后者主要作为纳税依据。而在样本时间段，这两类信息是没有交叉核对的，但又分别记录在案。这为对照识别企业真实利润提供了可能。因为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税基，如何确定税前利润决定了纳税金额的高低。3有限的税收征管力量该用在何处。“严征管”是中国税收管理的长期努力方向，但有限的征管力量该如何应用于现实的税收环境，却很需要考量。

>以下原因令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迫在眉睫：

第一，税务部门公务员队伍相对庞大，无限度增加征管人员的空间有限。

第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业务量日增，税收征管环境日趋复杂。

如果能在研究上明确市场竞争激烈领域的逃避税行为，那么如何配置税收征管力量，怎样对某一些行业和企业进行重点稽查，将比现在的管理方式更有针对性，进而可以大幅度提升征管效率。

回到研究本身。市场竞争的好处无需赘述，但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却鲜有人提及。“现役”经济学家中，文章引用率最高(2015年)的哈佛大学施莱弗教授(Shleifer，2004)就曾提醒：市场竞争会导致企业行为不道德，比如使用童工、行贿与操作企业利润。原因不难理解：市场竞争中的企业需要自求生存与发展之道。如果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采取一些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且不被惩处，那么其他同行企业便会追随这种行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进来，就会令市场竞争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因此，这篇文章的思想来源正是揭示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特别是如何发现企业的不道德行为——操纵企业利润。

事实上，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逃税的作用机制，是我们想进一步了解的内容。

第一，影响企业逃税的原因很多。竞争可能只是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且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比如经营品类不同、区域间税收管理严格程度，都可能成为左右企业逃避税决策的重要因素。第二，企业逃避税的关键是对利润做手脚，但直接观测到这个动作却很困难。企业所得税计算方法是税前利润乘以企业所得税税率。因为企业所得税税率是固定，所以企业要少缴税，就只能尽量减少税前利润。如果要确切知道企业逃避税的规模，那么就需要知道实际利润与报税利润之间的差额。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企业会愚蠢到直接告诉你真实情况。第三，市场竞争会引发企业很多反应，比如企业创新活动增加、企业兼并重组加快等等。如何识别竞争与逃避税之间的联系，是否存在竞争导致逃避税的确定性因果关系，将是本研究的另一大难点。

这份研究之所以能受到国际权威期刊青睐，影响力逐渐扩大，很大程度上源于文章本身巧妙并科学地突破了上述研究困难。

其一，两位作者的前期理论研究发现，企业逃避税行为是增加企业可支配收入的有效渠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多一分可支配收入便多一分再投资的能力。无论是用于研发还是扩大现有生产规模，都是直接提升竞争力的举动。因此，越是身处激烈竞争环境、越是缺乏优势的企业，逃避税动机会越强。数据也佐证了前期的理论判断。其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具有统计需要的核算利润和纳税需要的会计利润。这为研究者间接获取企业税前利润提供了可能。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财务计算方法，识别出真实利润的变动情况。企业逃避税规模便从难以观测的冰山之下，浮出水面来。这样，整个研究从竞争到逃避税的逻辑，也就更加清晰可靠。其三，在去除企业其他活动、所有权性质、经营规模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等影响之后，研究发现，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企业的逃避税行为。与相对低度竞争的行业相比，身处高竞争环境下的企业平均逃避税幅度要高16%。

些许不足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将逃避税的潜在成本纳入到分析框架。理性企业应该是在权衡缴税和逃避税成本之后做出选择。简言之，是否选择逃避税的前提是盘算好是否划算。实际上，近些年我国金税工程建设和各地征管信息化程度均有较大进展，技术推动下的征管效率提升很快。

因此，未来的研究如果能将征管制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纳入研究范畴，很可能会进一步细化我们对企业选择逃避税活动的了解。因为，企业与税务部门之间的互动从未停止，逃避税与反逃避税之间的“游戏”会长久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