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的一个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提出，我国税负的90%甚至更多都压在企业身上，他建议在保证既有税负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对现有税制结构做优化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同时相应增加直接税的比重。随着直接税比重的上升和间接税比重的下降，实际上就是企业缴税比重下降、居民个人缴税比重增加。这个建议受到网友炮轰。

　　中国目前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三大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超过60%。间接税的名义纳税人是企业，但间接税可以转嫁，其最终的负担者和负担份额非常复杂，难以精确计算。间接税可以向前转嫁，企业通过压低进货价格将负担转嫁给上游企业，也可以向后转嫁，最终转嫁给消费者；无法转嫁的部分，或者由企业股东承担，但也可能由企业员工承担。当然，最普遍的情况，间接税主要由终端消费者承担。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品因为含税而价格高了，那么，消费需求受到影响，消费量也就少了，这反过来仍然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和利润，影响到股东的收益，也影响到员工的工资福利，同样也影响到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总之是，间接税太重，全社会受害。

　　间接税还有一个极大的弊端，就是它具有累退性，虽然征管方便，但不公平。间接税是比例税，表面看起来非常公平，对于每一个人的消费都按照同样一个比例征税，但这个表面的公平暗含着极大的不公平。不同收入的人，并不是将同一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因而对间接税的负担并不是同一比例的。穷人收入的大多数用于购买消费品，但富人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却很小。这样，穷人在消费中所纳税金占总收入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富人在消费中所纳税金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这就是间接税的累退性。它对于穷人是不公平的。

　　间接税还因为其隐蔽性，使税收归属不明朗，真实负担税收的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负担了怎样的税收，这虽然降低了人们的税收痛苦，但也麻痹了纳税人权利意识，不利于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监督政府征税和用税。

　　有如上这些弊端，改革税制，降低间接税比重，是必要的。高培勇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如果降低间接税比重，增加直接税比重，其结果必然是降低企业税负同时增加个人税负。这一增一降，是税负在个体纳税人中的重新洗牌，重新分配，这种重新洗牌和分配，理论上讲，将使个体纳税人的负担变得更为公平。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下，间接税转嫁给了最普通的一般消费者；在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下，因为不少直接税是累进的，税收将更多地由高收入者负担。这样的变化，体现了税收的再分配功能。近些年人们都在议论美国的物价很低。美国的商品中基本上是无税的，所以价格很低，很穷的人都能够买得起。但是美国富人的所得税很重。近日媒体报道说，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贡献全国七成所得税。间接税与直接税的优劣，看看美国税制与中国税制的对比，一目了然。

　　虽然高培勇的建议有道理，但他受到网友炮轰，是因为人们对于政府改革有疑惑，有焦虑。人们怕政府和专家说一套做一套，以动人的辞藻忽悠人们接受一种实际上对人们造成损害的政策。从理论上说，间接税改直接税，有上述的好处，但是，这种调整和改革，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必须是总税负不增甚至总税负降低。人们反对高培勇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担心在调整的过程中，虽然间接税有所降低，但直接税却大幅上涨，最终是总税负上涨。人们的这种担心，绝不是没有道理。税制改革和调整是极其重大的事件，要确保政府不在改革中乘机扩大权力增加收入提高税负，就必须有严格的政治程序去保障和约束，必须通过民主程序，让公众参与到改革中来，严格约束改制行为。

　　第二个条件是，必须完善现行的直接税制度。中国目前最主要的直接税是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制度漏洞百出，极不科学合理，成了备受诟病的工薪税，因为个人所得税的负担者基本上就是有工资收入的这群人，真正的富人对所得税的贡献是极其微小的。如果不能完善直接税制度，则税制改革仍然无法达到公平合理，直接税增加部分恐怕会全部落到工薪阶层头上，造成更大不公平。

　　第三个条件是，必须完善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中国现行税收征管制度极其简单粗放，效率低下，管理纳税对象较少的企业，征收间接税尚且力不从心，如果改变为管理人数更多的个体纳税人，征收直接税，则管理水平的差距相当突出。目前的征管水平下，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也仅仅能够达到以发工资的单位为税收把柄，让单位代征这样的水平，对于无单位，不领工资的富豪们，就已经力不从心。如果税制改为以直接税为主，以目前的征管水平，能否做到公平而有效地征管，能够应收尽收，也是一巨大挑战。如果不提高征管效率和水平，这种改革一定不受欢迎，难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