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说要提高个人分配所占比重，那挤谁的份额呢？现在所有中央文件没有答案。财税改革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刘克崮在莫干山会议上说，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领域分配格局如何调整仍然无解，1992年到2009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下降8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广义税收负担2012年占GDP比重高达32%，狭义税负也有19.4%。
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财政部科研所联合举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9月7日起在浙江省莫干山开幕，这被称为第三次“莫干山会议”，本次会议重点关注当前中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财税体制改革问题。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由于产生多项重大成果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内容而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一面旗帜。
会上，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我国现行财税体制建立在1994年开始形成的分税制之上，现在到了审视现行财税体制，启动新一轮财税改革的时候。王保安说，各地不同的税收优惠，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没有来得及清晰，造成中央委托地方的事权过多，只能靠专项转移支付来解决，这就带来了专项过多的问题，影响财政运行的效率。
作为一次饱含改革精神的会议，思想碰撞才有火花。记者注意到，财政部门专家学者侧重于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改革，院校教授及改革研究学者除此之外还侧重于改变税负结构、政府转型、监督财政支出等。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以目前我国庞大的财政收入看，现在主要问题不是政府收入总量多还是少的问题，突出的问题也不是中央多少、地方多少的问题，而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政府用于自身的支出多了，用于公共服务少了，用于投资多了，用于民生少了；大量的“三公”消费产生大量的腐败，突出的障碍是无论在政府自身行政支出方面，还是在各项公共支出方面都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标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开支可以无限膨胀，而真正用于公共服务、用于民生的资源不够。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现在面临环境资源成本上升、投资效率下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的问题，需要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这两方面入手；在初次分配方面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要调整垄断性行业和一般性竞争行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地方政府越位、错位问题突出，地方政府已经公司化，诸侯经济严重，很多市长、县长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于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而不是调控企业。
“我国财税改革需要的是告别重税主义，迎接轻税时代。”北京大学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罗勇说，财税改革必须从全面减税开始，历史上的结构性减税都是减掉的一块税以后会从另一块拿回来，尤其是从8月份数据看，1~7月中央财政收入增幅只有2.6%，远低于年初所定的目标7%，而地方政府正通过鼓励房地产、增加非税收入等手段增收，这不是好的循环，过高的税负阻碍个人与企业的储蓄和投资，我国税收15年的超常增长类似“涸泽而渔”。罗勇建议，尽快制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将减税政策的直接目标确定为增加企业留利和居民收入，建议降低企业所得税，将大部分流转税改为消费税以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房地产开征不动产税，开征遗产税。
“我们要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向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1984年莫干山会议代表、中国幸福社会促进会会长徐景安说，财税体制改革要重点关注预算案的修正，使财政成为公共的财政，民生的财政，老百姓的财政，而不只是吃饭的财政、建设的财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