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琪算得上是中产。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多宽裕，因为税负过重。去年他们两口子工资加上分红税前总收入达70万元，个税纳税额高达13万元。

　　应对中产阶层进行减税
　　基于我国中产阶层税负重的现状，应早日启动中产阶层减税计划。首先，要划定中产阶层范畴。依据最近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我国中产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家庭年收入为12万元。参照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个划分标准相对比较客观。

　　然后，实施差别化税收政策，让富人成为纳税主体。一方面要提高现行个税起征点，与此同时，实施个税浮动税制。

　　最后，国家要抓紧推出家庭综合税制，让中产阶层合理避税。

　　监督税收服务终端运行
　　税负的沉重当然不应只看中产阶级的账单上的数字，要知道西欧发达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高税收国家，基本上保持在30%左右，但是其民众所忍受的税负痛苦指数却远低于我们。其实衡量税收是否合理以及科学，除了上缴的税收数额外，还要综合考量税收是否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服务原则，如果说后者没有公开、透明地执行，哪怕是再低的税率也是种公共资源的浪费。

　　保证与壮大中产阶级，不仅要在税收方面多做减法，更要监督好税收服务的终端运行状况。

　　“中产账本”

　　凸显涵养民生之重
　　收入上的增加、税负的降低，并不是涵养民生的全部命题，仅仅获得较高的收入，也并不足以缓解惶恐的情绪、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关键是在制度安排上，大力保障民众权利，增强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着力推进民主法治。

　　经济上提高收入，生活负担更小一些，这些更多是一种基本的或说最低的需求，而机会均等、权利保障，以及公平公正的制度等，是更高一级的民生诉求。当公众有了一定的收入水平，摆脱了贫困的生活，才会关注自身生存状态外的公共生态，而从根本上说，只有权力上的保障与制度上的支撑，人们才可能争取到更加公平的经济机会，获得更多的收入，争取更多的福利，推进分配上的公平，逐步消弭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