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交易火爆吸引税务管理目光
北京鑫税广通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王进介绍，所谓资本交易，是指企业将自己所拥有的有形和无形的存量资本通过流动、组合、投资等各种方式进行有效运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增值。简言之就是利用资本市场，通过买卖企业和资产而赚钱的经营活动。比较典型的资本交易事项主要包括从事实业投资、上市融资、企业内部业务重组，从事收购兼并、持股联盟以及对外风险投资和金融投资等。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法律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发展的多元化，我国目前的资本交易非常频繁，许多企业在资本交易中展示出了积极的姿态。他们通过资本交易途径建立起新的体制，在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方面获得了重大改善和发展。以资本交易中的企业并购事项为例，有资料显示，2010年共披露涉及中国企业并购案例2656起（以涉及标的企业数量计），其中披露金额案例为2057起，交易金额达1696.43亿美元，我国成为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并购大国。2011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并购市场同样异常火爆，并购案例数量达到1475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66.6%。
王进说，资本交易项目在涉税表现上有着与其他传统的交易项目不同的特点，一是业务复杂，二是涉税金额巨大。从业务上说，资本交易往往事关企业并购、重组、分立等重大事项，涉及的企业所得税非常复杂，涉税判断艰难，以至于资本交易所得税研究一度被业内称为所得税研究的最高级阶段。从涉税金额上看，资本交易事项涉税少则百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甚至过亿元。比如，中国移动上市后，境外某持股企业仅转让其3%的股份，产生的溢价就高达200亿元，由此产生的预提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达20多亿元。
活跃的企业资本交易和巨大的涉税金额引起了税务管理者的注意。“现在税务机关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资本交易的税源‘潜力’。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35.4%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资本交易相关的税收得到大幅提高。”王进说。他认为，我国目前的资本交易税务管理正在从“幕后”走向“台前”，税务机关对于资本交易的行政监管也在不断加强，并表现在各个方面。
一是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和修补了与资本交易相关的税收政策，从制度层面上为加强资本交易税收监管提供了保障。例如，从2009年到现在我国先后完善和修补了个人转让限售股、非居民企业转让股权、企业并购重组所得税管理办法等数十个相关的税收政策。
二是税务部门加大了与其他经济职能部门的配合力度，例如与发改委、商务、外汇、海关、工商等部门开展定期的信息交换业务。通过与这些部门的配合，税务部门采集企业资本交易的信息更加便利，对企业资本交易行为的税务监管也更加有效。
三是税务部门已经将资本交易划入税收监管的重点领域。今年国家税务总局首次把资本交易事项作为税务稽查的指令性项目就是明证。随着资本交易的继续升温，结合今年税务稽查发现的问题，今后几年税务部门必然还会出台更加完善的规范性政策，资本交易将面临更加严密的税务监管。
税务风险贯穿企业资本交易始终
无论是从资本交易的外部环境看——税务部门对资本交易税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还是从资本交易本身的特点看——业务的复杂导致经济实质和税务属性的判断愈加困难，资本交易的税务处理都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了纳税人的税务风险。相应的，纳税人加强对自身资本交易的税务管理必然成为其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鑫税广通税务师事务所税务技术研发部副主任徐贺表示，防范资本交易税务风险首先要从认识并找到风险存在的地方开始。结合自身积累的执业和服务经验，他认为企业资本交易的税务风险贯穿于交易的始终，在企业成长全过程中如影随形。也就是说，从企业一开始成立，到之后的发展，再到上市融资，最后到投资者退出的各个阶段，资本交易的税务风险都随时存在。
在企业成立阶段，构成企业投资者的股东入股方式多样，已经从单纯的资金入股发展到以非货币性资产（例如机器设备、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投资资产等）入股等多种方式。股东以非货币性资产入股的税务处理相对复杂，潜在税务风险巨大。因为这一投资行为在不同的商务环境及企业形态下可能会涉及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等多个税种，财务部门稍不注意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违反了税收规定。
徐贺介绍，最近他接触到的一家上市公司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该公司2009年以电子设备对其关联公司追加投资时，由于没有在投资发生时确认增值税的销售额以及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在今年的税收专项检查中被税务稽查部门发现，处理的结果是补缴税款，同时加收滞纳金。鉴于补缴税款金额巨大，该公司最终不得不承担了数十万元的滞纳金责任。
企业发展阶段产生的资本交易事项更多，隐含的税务风险也更多。比如增加注册资本、民间借款、关联方无偿占用资金、买卖金融产品等资本交易行为，涉税问题非常复杂，企业尤需注意。
例如，企业为了扩大经营而增加注册资本，经常会选择通过用留存收益或者资本公积来转增股本的方式。这时作为被投资方的企业就要区分股东的身份（境内外个人股东、境内外企业股东）、转增股本的资金性质以及留存收益形成时间等因素，来综合判断是否需要履行企业所得税（预提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若涉及预提所得税，企业还应该注意有关税收协定（安排）的规定；作为股东方的投资企业，还应该根据相关政策去判断，被投资企业留存收益及盈余公积转增股本后，其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如何处理的问题。
向银行贷款难是当前许多企业在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一些企业转向非金融企业借款融资，这时企业应该注意支付利息税前扣除时的税务风险控制。一般来说，企业向个人借款支付利息必须凭发票才能够税前扣除，仅仅凭借款协议或者其他收据，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可能会面临税务调整的风险；而向其他非金融企业借款要想顺利实现利息的税前扣除，则要详细准备所支付利息不超过所在的省、区、市的任意一家金融企业向资信类似企业借款收取的利息的证明资料。
上市融资扩张是企业资本交易行为的集中表现阶段，会涉及大量税收问题。一般来说，企业在上市前的改制及股权架构的搭建过程中，资本交易事项众多，涉税处理非常复杂。例如，企业为了突出主业而将其他资产剥离，并由其他的关联公司来承接这些资产，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应该充分考虑税收因素。如何剥离才能够使其面临的税务风险和税务成本最小，并能够充分利用资产重组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等，都值得企业深入研究探讨。
在上市路径的选择上，一些企业经常通过“借壳”的方式来达到上市目的，这种“借壳上市”方式隐含着巨大的税务风险。所谓“借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通过重大股权并购收购上市公司，并将非上市公司控制的资产（通常是优质资产）置入上市公司，将原有的上市公司控制的资产（通常是不良资产）置出上市公司的过程。在这种资本交易事项中，由于涉及资本金额巨大，很多情况下都是数以亿元计的资本在转移、腾挪、拆分、合并，所以要求企业必须充分注意企业所得税政策中关于股权收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规定。如果不能“创造”条件去满足特殊性重组的规定，在此种商务环境下，“借壳上市”的企业将可能支付高额的税务成本和面临巨大的税务风险，而这种风险一旦爆发出来，很多企业都将难以承受。
在投资者退出阶段，税务问题也是众多投资人应该考量的因素。例如投资者要转让持有的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定价问题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税务风险的因素。即定价必须要经得住税务机关的挑战和质疑，否则可能遭受纳税调整而被要求补缴税款。
实践中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在地产行业尤其普遍。比如，财务投资者在地产企业最缺钱的时间段进入，在地产企业取得预售款或取得开发贷款后，随即撤出股权并收回资金，一般期限为一年到两年。这种运作模式实际上是将利息转化为股息和股权转让所得，财务投资者在期满后转让股权所得实际上就是利息。徐贺认为，这种模式在税收上的风险就在于财务投资者退出时的定价。税务机关可能要求股权转让方提供被投资企业的评估报告，要求按照不低于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作价。“如果投资者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资料，其面临的税务处罚风险或许就在明天。”徐贺说。
税收前置管理避免企业卷入风险漩涡
既然资本交易税务风险无处不在，企业如何做才能避免这些风险？“防患于未然，加强税收前置管理，是企业避免卷入风险漩涡的不二法宝。”王进表示。对于企业如何加强资本交易税收前置管理，他给出了四条具体建议措施。
第一，切实重视资本交易税务风险，组建专业的税务管理团队。对大中型企业来说，在资本交易中，其决策管理层和财务部门的人员都应增强意识，即税收风险问题在资本交易中值得特别的注意，进而组建专门的税务管理团队（包括外聘的税务服务机构），为资本交易税务风险防范提供人才和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在每一个资本交易事项发生前做好税收预测分析工作。税务管理团队要在资本交易事项实施前，向决策层提供正确的税务判断和分析报告。特别是在关联交易、合并重组等重大交易事项中，税务管理团队必须对目标企业实施详尽的税收问题审查。比如，对目标企业适用的税收政策、纳税情况、财务会计状况进行调查，对目标公司应计未计费用、应提未提折旧、应摊未摊资产全部补计补提，对目标企业可能存在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全面评估，尽量降低收购企业的收购成本，减少企业并购中的税收后遗症等。
第三，积极主动地与主管税务部门取得联系并保持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争取资本交易事项在实施前就能获得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处理的认可和支持。
第四，企业必须重视每一个资本交易合同的签订。有人说，税收是从合同中产生的。在资本交易过程中，资本交易各方都会签订各种各样的合同。可以说一旦合同签订了，那么其对应的税务处理就确定了。因此，企业在签订合同前应引入税收前置分析，或与交易各方在合同中约定税收义务的履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