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小康生活。但因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严重，一部分人过上了富裕甚至奢侈、腐败的生活；一部分人则衣食不足，游荡在城市的边缘和社会的底层，甚至用异样的眼光，盯着那些灯红酒绿的人们。
社会的表象往往会反应深刻的问题。骗子盛行、小偷猖獗、盗窃频发，甚至入室抢劫、杀人越货，就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雾霾一样严重”的问题，根源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的百姓，但凡有条正道可走，一般都不会走上邪道。走上邪道，大都是因为正道走不通。先富起来的人们，以及一些决策者，好像忽略了这个致命的问题。
2006年我国取消农业税，相当于财政每年拿出总收入的1%，解决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问题，并推动了广大农村的快速发展。每年中央1号文件都在强调“三农”问题，下决心推动农民致富；眼下城乡养老保险并轨，家庭农场推进，都是系列提升农村生活水平，带领农民“奔小康”的举措。可以说，目前我国农村的问题基本解决或正在解决，作为农业大国的农村基本稳定了。但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没有土地，也没有城市户口，游荡在城市边缘或底层的低收入人群，现在也到了该关注他们的时候了。如果这个人群吃不饱穿不暖，不受人待见，会滋生很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
我们以北京为例，了解一下低工资人群的收入状况。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2012年度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为62677元，月平均工资为5223元。很多没有拿到这个数的人，肯定被高收入平均了。但这个平均数掩盖了“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员工收入差距巨大”的问题。也是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城镇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的人均收入差距巨大。其中非私营单位8.47万元，私营单位仅4.28万元，后者仅前者的一半。
较之于北京的物价水平，尽管4.28万（相当于每月3567元）这个数已经较低，但仍有很多员工拿不到这个数，这还是个平均数，因为很多员工被私营单位的高收入群体比如老板和高管等人“平均”了。若仍按“一半”推算的话，很多员工的年收入是2.14万元，每月1783元。这个数都不够富人的一瓶酒钱，在北京如何生存？关键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
北京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对于这个群体，我们要光明正大地给他们“活路”，不能让他们自己或结伙去黑灯瞎火找“活路”。
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怎么提高这个群体的收入？
他们大都在私营企业工作，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比过去的资本家还黑，要他们给员工涨工资，几乎没门。
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者曾建议“学习美国工会的做法”，用工会组织跟老板谈判、加薪。殊不知，我国很多私营企业的工会主席就是老板一个人兼的，这种不了解国情的“洋话”除了吸引不明就里的官媒，目前球用没有。
我们的税收政策对这些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也有优惠减免，但这种减免的税款，落不到员工身上，基本都归老板享用。
怎么办？基于中国的文化和国情，我们认为通过“企业拿一半，国家拿一半”的方式来提高低工资人群待遇是讲理的，是合道的，也是可行的。理由如下：
（1）单纯让私营企业老板给员工提工资，在目前是行不通的。企业有成本，老板没觉悟。
（2）国家富裕，财力巨大，若拿出一个百分点来，通过减免企业税收方式来补贴低工资人群，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在反腐，若再给底层老百姓一些实惠，那是最好的呼应。这是治国大计，其作用也是用减免的税款衡量不了的。
（3）我们有现成的税收补助政策，可以参照。财税字2009年70号文件规定：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给残疾人发100元工资，税法让企业在税前扣除200元。若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企业可以减少50元的企业所得税（200元×25%），这就相当于企业给残疾人发100元工资，国家拿出50元税款。我们可以比照这个条款补助低工资人群。当然要设计好具体细则，制定监管措施——比如界定享受补助的低工资人群；按照身份证号码管控低收入员工；制定严格的制度严惩违规行为等，让企业老板“违反不起”，这个制度就能达到预定效果。
无独有偶。北京时间3月3日，巴菲特在CNBC表示，他也希望最低工资能够翻番到每小时15美元，但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提高所得税退税方式来帮助穷人；他一直呼吁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
因为我国的低工资人群基本不交个人所得税，所以没法退税。我们只能通过给企业减税、并指定减免税款用途的方式，来增加低工资人群的收入——当然这对监管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者简介——葛长银，和讯专栏作者，我国财税领域专家，崇尚“为生民立命”的治学传统，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治学方法，致力于向社会普及财税专业知识。现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