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流转税也就是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中，70%以上的税收额来自流通环节中企业所交的增值税营业税等。但实际上，许多企业往往将税钱加在商品中，一环环悄悄转嫁给消费者我们吃每一顿饭、看每一场电影，甚至是睡觉时都在交税，因为脸上用了护肤品而空调或暖气正在运转。
税收近9万亿，同比增幅22.6%，这就是2011年中国人纳税的现实。自2004年起，中国一直在提“结构性减税”，但财政收入非但没有减少，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每年增长速度都比GDP快十多个百分点。这还不包括在税之外，更为庞大的而且根本找不到统计数字的“费”。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税改成为最热门的焦点话题之一。截至3月4日下午，在总共42份财贸金融类提案中，有关税的提案就占了13条之多。
但不幸的是，税收迷宫导致了一系列财政幻觉。老百姓（尤其是公务员）以为靠政府“养活”，而政府以为靠纳税大户国有企业支撑。这个迷宫也造成了全社会“税感”的模糊，人们普遍感觉“税痛”，却不知究竟痛在何处，又如何缓释。
今天，南方周末将探照灯投向，税。因为在一个现代国家，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体现，便是税收。
恰恰是每一个纳税人，养活着政府、机构与每个公务员，而掏钱的人，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关心我的钱去哪了，当然应该公开辩论以什么方式交多少钱更合适，当然应该勇敢抗议那些不合理的税和费。
这些税制常识，在中国依然还是需要广为传播的“稀缺”理念。这是转轨的艰难之处，也是必经之途。
本期专题，我们关心两会上的税提案，关心代表们的“税感”与“税声”；我们感受中国的“税痛”，和公民如何议税；我们帮助纳税人向税务人员提出问题，进行诚意的民间对话；我们努力走出那些税的争议与误区，也眺望一下香港如何减税如何议税；我们期盼税能变得更简单更直接，更希望能减点儿。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心自己的那100万。
你的100万元哪去了
很难想象，作为城市里的工薪阶层，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都要交100万元的税。
按照现行税率简单匡算，账单如下：
如果你年薪15万，从25岁工作到60岁，这35年间缴纳个人所得税52万元左右（已扣除社会保险等）。
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生通常你至少会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假设是150万元。如果这是你的唯一住房，至少需要缴纳2万多元契税和其他一些零星的各种税。在建造这套房子时，开发商要向国家交多少税费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说法，姑且按较低水平的10%来算，那就是15万。
如果你买一辆国产的20万元左右的车，其中含的税至少有七八万元。倘若是进口车，就要交得更多。
如果你给孩子买奶粉，用护肤品，看电影，有时要在外请朋友们吃饭，偶尔还买个iPad3什么的，平均每个月花费3000元左右，则要缴纳的税为600元以上。到60岁时，为此交纳的税为25万元以上。
加起来一共是102万元。这还不算你在25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所有花费。
隐蔽的税网
这个账单的数字，远远大于每个月我们工资单上的缴税数额。
这与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有关。在每年的税收总额中，只有6%左右来自个人所得税，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等流通环节的流转税。
从早到晚，即使是在睡梦中，你都挣脱不了那张沉重却隐蔽的税网。
一早，把你闹醒的那部苹果手机，里面就含了上千元的“冤枉”税。
以苹果iPhone4S（16G）为例，在内地卖4988元，香港大约4129元，在美国约卖4087元。这是因为，国内的苹果手机，是联通等运营商从美国苹果公司手上购买的，算进口，得加上17%的增值税。但苹果手机是在深圳的保税区生产，出口到美国和香港却不用交税，所以能卖得比内地便宜。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中国的增值税为17%和13%两档，相比较，欧洲平均为10%，日本为4%。而且，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商品每流通一次，都可能被征税，而最后往往是由消费者来埋单。
商家将这些税收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最直接的体现是商品价格比国外的普遍要高。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是向居民直接征税，流转环节征税很少，所以商品中含税也少。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
就算你呆在家里什么也不买，你的房子也可能被征税。3月6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开展的房产税试点，正在考虑向北京推广。
“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2012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李剑阁说。他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十到二十个百分点。
李剑阁的总结是：古今中外十分罕见。
不过，官方不认同税负繁重的说法。2011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税负不痛苦，而且是合理的。理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的一项计算，工业化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水平为45.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而中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李剑阁提供的数据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虽然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且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大量的财政收入是没有纳入到预算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很多超收的税收，没有计算到上述公式中去。
郁闷的企业
别太伤心，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比你还郁闷。
2011年，TCL净利润不到17亿元，但税收高达42亿多元。最近一次股东大会的时候，很多股东责问李东生干嘛交那么多税。李东生无奈地表示：“我肯定没有多交税。”
在这42亿多元中，有百分之十几是税外的行政性收费。李东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建议说，教育附加和城市建设费等税种，都是二十多年前财政收入很少的时候征收的，现在完全可以减免甚至取消。
李东生背后的企业群体的减税诉求是，希望参考早期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对企业利润中转投资部分应适当减免所得税，鼓励再投资，同时为行政性收费减负。
对他们来说，现在的税收中往往包含了重复征收。
比如说，有媒体曾经公开报道了集成电路工业的案例。在这个行业，工业流程往往包括芯片设计、加工、测试、封装四个环节。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做四个环节，以产生150万的销售额为例，按17%税率缴增值税25.5万元。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分工变细，企业越来越多地会选择外包。假设将其中两个环节外包，这两个环节产生的营业额为60万元，那么外包的公司需缴纳3万元营业税。在现行的税制中，外包完成，这家集成电路公司最后做出成品销售出去后，这3万元也不能抵扣，所以整个环节中国家收到的税收实际上是25.5万+3万=28.5万元。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分工越细，国家收到的税就越多，这正是传统税制与现代产业形态之间不匹配所导致的。
但这样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2012年1月份，上海启动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改革。很快，北京、江浙一带的地方政府已经纷纷跟进，申报试点资格。
这只是新一轮税改中的一部分。2011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多项税改措施，涉及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和关税等多个税种。
其中，影响面最广的是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财政部长谢旭人透露，2012年将提高增值税与营业税起征点。而据贾康透露，2012年中国的进口环节有六百多项产品关税要下调。
至此，新一轮的税改全面启动。
多收了三五斗
综观共和国的税史，差不多每隔十年都会有一次大税改。每一次税改，都既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会带来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
值得记录的第一次税制改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利改税”，将此前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改为征税。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利改税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候市场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企业交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接着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的中央政府面临“两个比重”过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这是分税制改革的最大考量。
分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没钱的老问题，但造成地方政府越来越穷的新问题。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重心上移中央，但事权重心下移地方。地方政府要完成政绩，就要搞建设，但又缺钱，财政亏空到地方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于是，创收和土地财政开始流行，“跑部钱进”去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由此成为京城一景。
2003年以来，我国实施了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增值税转型、取消农业税、修订个人所得税等新的税制改革，启动了又一轮的税改。但这几年的结果却是，我国财政收入超收越来越多，超收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纳入预算法的约束范围之内，由政府自由支配。这造成超收部分的资金使用腐败高发。
目前的预算法规定，政府设立新的税种，要经过人大的批准。但是预算法没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超额征税，多收的税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李剑阁建议：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
如何减税
这一次，发轫于2011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选择的是以结构性减税为突破口。
贾康认为，这个时候国家之所以愿意减税，一是国家财力雄厚。其次是外需市场不好也不稳，迫切需要扩大内需。而结构性减税是刺激内需的利器之一。
结构性减税不仅包含减税，也包含增税。比如资源税改革实际上就是增税。
推动资源税改革，和房产税一样，都是将税种纳入地方税，这被看做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没有触动分税制的整个基本制度，但是会给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带来新影响。至于个税改革的真问题，他认为，不是起征点高低的问题，而是要随着CPI的上涨，提高扣除额。
李炜光和贾康也都主张对个税综合改革，而不是简单的调整起征点。如何综合改革，李炜光以美国的例子解释说，美国人存在银行准备买房子的存款产生的利息、养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费用等都扣除出应纳税所得范围。
“我建议立即减税1万亿元来提高效率。”活跃的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公司董事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没有大规模减税的话，中国经济会有陷入滞胀的风险。”
不过，减税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儿。
“就像过分生长的野草一样，混乱的减税将扭曲人的行为，妨碍经济的发展，还夺走政府应有的收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假设五角大楼想买一架新战斗机，政府并不会直接写一张100亿美元的支票给制造商，而是免掉了制造商100亿美元的“武器供应税”。政府仍然可以得到飞机，制造商也通过税收减免获得了资金，而政客们会到处吹嘘自己削减了税收。
他的理由是，因为减税是隐性的，减税的利益很多流向了最不需要减税的群体那些有着优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人，而不是脆弱的和事业刚刚起步的人。
因此，让税收变得更加简单，更加直接，让每一个人都看得懂，就更加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