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前， 10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以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为试点，试图缓解中小企业税收压力。

但减税政策密集出台之下，小微企业主们的反应如何呢？

“就我所知，真正去申报小型微利企业的并不多，就算要申请，也得有关系。” 姜华说，即使能申报到，这部分优惠，相比企业的增值税还是比较微弱，“对我们这种性质的企业，最核心的还是增值税的改革。”

“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由3万提高至6万，这个政策力度太小，几乎没用，一年不到6万，在上海这样的地方，这是什么企业？能有多少这样的企业？”在上海开工业品代理公司的孙哲（化名）说。

“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服务行业的特点。”上海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濂博听到一部分上海的小微企业反映， “除了一些大型物流企业，一般的服务业并不具备开增值税发票的资格。

对这部分小企业，如果不把法规定明确，改增值税后税负反而会不降反升。”

“毛利的一半交了税费”
2010年11月，孙哲（化名）和两个朋友合伙，在上海奉贤区的工业园区里开了一家工业产品代理公司，除税费外，他跟另外两人的成本收入都单独核算。小微企业大多是这种合伙性质的中间商。

这一年，孙哲个人的销售额约200万元，毛利润20多万左右，缴纳增值税约3万多元，企业所得税4000元左右，“总共交税大概4万块。”增值税中，85%（14.53/17）是国税，其余为地税，包括教育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五项。

此外，他这一年交纳各种费用大概在4万元左右，“我们这种贸易型企业必须注册在园区内，工业园区内一年的管理费大概2500元。”

最大头的是场地租赁费，一年大约2.4万元。

另外还有在银行开公司基本帐户、网上银行约2000元/年，办公费用1000元/年，财务费6000元/年，委托代理机构注册登记的费用是2000元。

这一年下来，毛利润20多万中，近10万是各种税费。“当然客观因素是开业第一年的各种开销比较大。”孙哲说。

给电视购物供应珠宝的经销商姜华则更多了一个麻烦，孙哲的上家下家都是企业，都有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而姜华公司的上家是经常拥有原料的个体户，“他们根本没有发票，意味着没有进项税额。”

但把珠宝卖给电视台时，她又必须提供增值税发票，由于没有进项，只能按销售额的17%开票，这样一来，她就自己多承担了一大部分税收。以一件1000元的珠宝为例，没有进项发票时，她的企业要承担170元的税额。为了盈利保本，只能在销售上加价，也就是说，含税的销售价格得1170元。

但为了保持竞争力，又不能把价格提那么高，所以增值税是姜华最大的负担。“把原料拿去加工，可以从加工厂家拿到增值税发票，能抵一部分进项税额，但只是杯水车薪。”

不仅如此，有时候产品卖给商场并提供1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后，商场扣除掉一些促销活动、店庆等的成本，返还给姜华的只有90万元，剩余的10万元只开普通发票，“这些发票抵扣率很低，人家商家拿去抵了，我们中间环节却不能抵。” 姜华说。

在店庆活动中，商场经常会暗示供货商出些赞助，“有时会直接要求给销售额的5%，我们不能接受，跟他们磨，最后至少得出个一两万。”商场掌握渠道，姜华不能说不。

根据她的计算，公司一年的毛利中约20-25%缴纳了各种税费。

相比之下，孙哲公司的税费比例占毛利比重更高。

“企业所得税的负担最重，”孙哲说，“我今年利润20多万，按规定的25%要交五六万，但我买车花了18万，挂在企业账上，最后只交了三四千的企业所得税。”

重负之下，和多数小微企业一样，孙哲也练就了一套“合理避税”的办法。

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小企业把库存消耗多报点，利润就下降了，“库存损耗多报一个点，有些企业利润能降20-30个点。”

据官方统计，浙江省19人以下的小微企业有32万家。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经营活动很少有发票。“有些企业，开发票时，两张发票之间垫个纸板，上面数量小，下面数额大，交给税务部分的上面那张数额其实很小，这叫‘小头大尾’。” 卓勇良说。

税改之后，税更重了？
那么，近期国家陆续出台的系列减税政策，是否让小微企业的日子好过一点呢？

卓勇良对此持不乐观看法：“现在的税改步子太小，税收政策调整对小企业太吝啬。”以这次的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提高为例，只对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以下的企业，并不能解决大部分小微企业的税收压力。

浙江省湖州市税务局一名官员也指出，减税政策力度还太小，对小微企业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据这位官员介绍，按照2010年的规定，湖州市小微企业的数量约占总企业数的2/3，这一年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即年收入在30万以下的企业约有200多家，享受的税收减免额度总共为200多万，按照10%的税率算下来，这部分企业平均应缴纳所得税额大概是四五万，“因此政策调整后，2012年享受优惠的企业估计跟2010年差不多。”

针对此前提出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上海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濂博指出，并不完全符合服务行业的特点，“除了一些大型物流企业，一般的服务业，像餐馆一类，由于不是一般纳税人，并不具备开增值税发票的资格。”这就涉及到，这个税改政策出来后，对于没有推广到的企业该怎么办？

对这部分小企业，如果不把法规定明确，很可能改增值税后反而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而目前在这方面，上海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并没有详细规定。

“政府在制定这些税法或者税收政策时，没有考虑到执法成本。这样笼统地把营业税、增值税合并到一起，是不是真的可行？这种做法的后果是，这些企业最后开的增值税发票是真的，他可以找代开点，这就大开了这些代开点之门。”宋濂博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教授何振一则提出另一个问题：现有的减税政策以3年为期限，临时性调整不仅作用有限，更容易造成税收混乱，“政府应该有个总体的税收计划，进行一次整体上的大改革。”

“缺的补上，多的免去”
面对税收重负，小微企业强烈呼吁减税。

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微博)认为，相比其它国家，中国18项企业税种并不多，所征税的比例也不算高，“企业承担压力大的主要是费，特别是运输行业的路费。”

“就国家征收的税额来讲，中国在世界上只算中等偏下。”何振一说，目前的税收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结构不完善，“间接税比例太大、直接税太小。”

全国工商联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一项调研显示，2010年上半年，国内流转税占税收总收入的60-70%，其中增值税占24.8%，消费税占7.5%，营业税占14.3%。而资源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比较缺乏。

因此，贾康也认为，结构性减税是个趋势，“一方面是上海试点的增值税起征点提高，另一方面是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提高。”

何振一则指出，从结构上调整，可以从直接税、间接税的比重入手，“缺的补上，多的免去。”

卓勇良则建议，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在合理降低现行税率的前提下，可以对部分小微企业采取定额税的方法，每年根据经营情况适当调整定额。

比如在年初给企业定好税率7%，到年底企业经营好，远超过年初核定的额度，也不管，就按原来定的纳税，同时上一年较快增长的经营收入，不能完全作为下一年的征税依据，避免出现鞭打快牛的状况。

但总体原则是比原来的税率要降低，鼓励企业建台账的目的不是为了征税，而是为了提高小微企业的管理水平。

对于增值税，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提议，当企业不能拿到进项发票时，可以考虑采用“简易征税”的办法，将原来17%的增值税暂时性改为销售额的3%来征收，“这对处在最后销售环节上，利润很小的企业帮助会很大。”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则建议降低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税基，扩大小企业税收优惠范围，优惠形式可以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优惠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