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5日～16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第十次领导人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对国际税收治理达成共识，核准了《G20/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行动计划》中的一系列措施，并强烈敦促各国按时落实BEPS项目，并鼓励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参与。这意味着，BEPS项目行动计划从此进入在各国的落地实施阶段，后BEPS时代已经来临。在此背景下，我国“走出去”该如何应对呢？

   笔者认为，我国“走出去”企业首先应高度重视并认真学习BEPS项目的15项行动计划，充分认识BEPS行动计划的重要性，了解G20税改的背景、目标和具体内容。“走出去”企业要知道，尽管OECD的成果报告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由于OECD的国际影响很大，BEPS行动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有关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调整，影响“走出去”企业经营的外部税收法律环境。基于此，“走出去”企业要认真学习BEPS项目的所有行动计划，未雨绸缪。

   如果“走出去”企业真正了解了BEPS项目的所有行动计划，就知道等待或观望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密切关注BEPS行动计划的进展及在投资目的地国家的“落地”情况，增强和当地税务机关的良性互动，发出企业自己的声音，积极构造有利于自身的外部税收法律环境。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各国在修订本国国内法时，一般会事先提出法律修订稿，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和建议。“走出去”企业应当借此机会与当地税务机关建立联系，从纳税人角度，全面而充分地反映企业实际情况，向其反映BEPS行动计划的税收立法修订给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以确保新制定或修订的规则在实践层面能够考虑到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实际情况，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自身的税务风险。

   其次，对“走出去”企业而言，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重新梳理和审视企业现行的交易模式和交易架构，及时更新自身税收管理流程及理念，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以规避相关税务风险。

   一方面，企业应对自身现有的一些交易和事项重新审视。比如，“走出去”企业的投资结构，在各国修改税法后，是否与各国打击跨境逃避税的相关税收立法有冲突。如果有冲突，就会存在一定的税务风险。这时候企业就需要做出选择，是做根本性调整，还是微调。鉴于一般公司框架调整成本不低，需要和既有的税务风险衡量后再做决定。

   另一方面，企业在相关交易前，必须充分考虑BEPS行动后各国税法的变化情况，根据变化后的税收法律环境，对自身未来的交易和事项进行重新的规划和筹划，达到既能降低企业税负、合理避税的目的，又不违反相关税收法律规定。

   比如，新疆很多“走出去”企业到哈萨克斯坦投资时，往往选择间接投资设立中间控股公司的方式，而选择间接投资的国家往往是新加坡。因为根据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税收协定，中国企业从哈萨克斯坦取得的股息红利需要缴纳10%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但是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新加坡企业从哈萨克斯坦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只需要缴纳5%的预提所得税，而根据中国和新加坡的税收协定的规定，中国居民企业从新加坡取得的股息等不需要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这样，需要到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中国企业，先在新加坡设立一个中间控股公司，再通过中间控股公司投资哈萨克斯坦，就节省了5%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节税的效果非常明显。

   现在，如果企业再要去投资，那么就必须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国内税收法律、法规的变化，对中间控股公司、受益所有人及滥用税收协定相关条款的修改情况。企业必须要根据这些变化了的税收法律，重新设计自身的交易，绝对不能够再仅仅为了避税，简单地设立一些中间控股公司。“走出去”企业可以根据投资目的地国家反协定滥用相关情况，强化企业整个投资架构及商业目的，使中间国家设立的控股公司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企业的控股公司具有实质性的经营活动，有独立的人员和财产等，从而有效规避相关税收风险，节约税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