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房产税该不该征的问题，民众更热衷讨论怎样才能将房产税的征税对象锁定在富人群体。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再次呼吁对富裕阶层增税，而稍早之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表示，对富人增税并不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这些要求对富人和富人财产加税的支持者都认为，对富人加税，不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能够惠及中产及低产阶级，促进经济发展。那事实果真如此么？ 对富人加税的逻辑起点，是富人现在缴的税太少了，这几乎是全世界“穷人”的共识。在《经济学人》的网络民调中，有77%的网民认为美国富人缴的税太少了。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显示，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缴纳了67.9%的税；此外，收入最高的1%的人，其收入占总收入的13.4%，而支付的税款却占总税收的22.3%。因此无论是从人口还是收入比重上来看，美国的富人缴纳了足够多的税，超过了其“应纳”部分。考虑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与美国类似的累进税率制(即收入越高对应的税率也越高)，因此富人缴的税太少了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不过正如奥巴马所说：“要求富人再多缴纳一点税，并没有什么不对。”支持对富人加税的人都认为，提高针对富人的税收，其缴纳的税款就更多了，因此财政就会更加充裕，经济发展也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在这一观点下，美国从1913年引入了累进所得税制。但历史数据却推翻了这一观点。
在1920年，美国的最高税率为77%，当沃伦·哈定和卡尔·柯文芝组合入主白宫以后，他们将最高税率从77%降至了25%。结果在这一时期，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纳税占GDP比例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同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迎来了“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Twenties)。 接着是胡佛时代，他的史慕德-哈利关税法案提升了900多种货物的关税，加税直接引发了美国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为了重振经济，他将最高税率从25%提高到了63%，但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缴纳的税款反而减少了，胡佛也在大选中惨败。 同样的数据贯穿整个美国经济史，肯尼迪时期的减税使得税收占GDP总量增加，并使美国迎来了又一个经济增长期，当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在接下来的16年持续加税时，增长消失了。 巴菲特抱怨说，美国最富400人的平均税率在过去17年从26.4%减少到了19.9%，但却只字不提尽管税率降低了，最富400人纳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却几乎翻倍了。此外，根据美国国税局的统计，在过去30年，最富1%的人群的纳税比重，总是与最高税率成反比。历史和数据都清晰的说明，税率越高，税种越多，富人缴税越少，经济也越萧条。 最重要的是，与加税论支持者的初衷相反，向富人加税，最终伤害的还是“穷人”——即中产和无产阶级。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没有人喜欢缴税，但富人有太多的手段来降低或转嫁税负。当个人税太高时，富人可以将钱先留在公司，而穷人却只能拿到缩水了的工资单；提高公司税，富人可以开源节流或转移投资方向，而穷人却面临裁员和降薪；交易税涨了，富人出租房产；房产税来了，富人提高租金。简单来说，富人可以通过转嫁税负、转换投资组合、改变分配时点、甚至改变国籍来降低自身的税负，而穷人却注定是任何税收的最终受害者。正如在2007年中国开始严格清算土地增值税时，穷人也喜欢讨论怎样才能使土地增值税成为精确打击高房价的利器，这种讨论与今天对房产税的讨论何其相似，而土地增值税对房价的调控结果已经无需多言。 在2012年12月5日英国下议院首相问答中，卡梅伦说道，税收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对成功人士进行罚款，减税反而会增加税收总量。实际上，一切形式的加税，不管其名义是多么的美好，最终受害者永远是中产和低产阶级，正所谓富人加税，穷人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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