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德培向记者分析表示，营业税与增值税合并可避免重复计算是推进此税改的理由，然而这只适合上下都有抵扣的企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企业，如果是实业服务业企业，新政的意义就值得商榷了。
此外，税源减少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也使各地方政府对此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声音。
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看来，上海自己主动提出试点申请，与其税收体制的特殊性密不可分。作为国内知名财税专家，胡怡建受邀参与了此番税制改革的先期调研工作。
“这种体制的特殊性也让其他地方觉得上海试点不具有借鉴意义，进而依然反对试点扩围。”王德培说。
部分企业税负或加重
对于试点企业来说，减税“春天”真的降临了吗？显然事情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反而暗藏玄机。
“比如目前交通运输业对应的增值税税率是11%，相关行业税负到底是增还是减，取决于采购货物、燃油费用等，如果所涉金额占全部业务收入的比例较低，那么，增值税抵扣的利好就不足以弥补因为提高增值税税率所产生的额外税负。”王德培对本报记者表示。
对此，长三角最大零售物流商、利丰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卢革胜也向本报记者坦言，尽管新政已出台近半个月，但目前企业税负最终收益是减少还是增加仍无法判断。
“新政要从明年1月1日起才开始实施，现在我们还无法直观地去观察企业的税负情况。不过如果就11月份公司的运营采购情况而言，可能税负会略有增加。”卢革胜说。
平安证券分析师储海表示，在11%的增值税率下，运输类企业需要抵扣的成本必须占营业收入的73%以上，仓储类企业要抵扣的成本必须占营业收入的55%以上，否则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增加税负而不是减少税负。
“因为对交通运输企业来说，除燃油以及运输设备的购置等成本和费用能够抵扣以外，其他能够抵扣的成本并不多，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难度非常大。”储海认为。
王德培表示：“增值税由17%-13%改为11%-6%，实际上3%的营业税对应6%的增值税，现行营业税在3%-5%之间，所以用11%-6%的增值税替代营业税，是增税了而非减税了。那些已经进入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的593家物流企业，如果统一按照增值税政策征税，税负可能会增加。”
试点幕后：
既然如此，上海为什么要提出先行先试呢？
“上海是在放水养鱼，这条鱼就是服务业。”上海市政府经济部门中的一位局级官员向《华夏时报》记者解读。
数据显示，自1999年服务业占比跨越50%之后，服务业在上海整体经济中占比始终在50%—60%间徘徊。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约57.01%，较之2009年甚至降低了2.36个百分点。
“上海提出要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但近年来上海服务业发展后劲乏力却已相当明显。”胡怡建说。
因此，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申请与中央批准，两方其实各有打算。
对上海来说，在工业经济权重急剧下降的背景下，未来上海将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属于营业税范畴，这意味着每设立一个法人企业，就要征一次税，且不能抵扣成本，营业税的此种重复征税无疑会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瓶颈。鉴于此，增值税试点吻合上海目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需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上海对于“因试点而损失的100亿元”积极表态“愿意自我承担，无须中央补助”了。
至于中央，则是为提早适应沿海一线城市转型做铺垫。据财政部、国税总局负责人称，会密切关注上海试点状况，并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推广至全国。
“可见，中央和上海虽然出发点不同，却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当上海一提出来，中央就做了个顺水人情。”王德培分析。
示范意义不大
目前，税制改革似乎已势在必行，然而上海试点蓝本的借鉴意义，却一直被外界质疑。
“税改本质是利益调整与分配，因此地方对此顾虑重重，担心税改后地方利益会否被中央拿了去。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目前属国税，中央和地方分账为3:1；营业税属地方税，占地税40%以上。如果仅仅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而没有分账比例的调整，那么地方财政蛋糕会缩水一大块。而上海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是一套班子，中央地方收入矛盾好协调，这种体制的特殊性也让其他地方觉得上海试点不具有借鉴意义。”王德培称。
由此不难预见，未来在增值税改革问题上，地方还会与中央进行一番讨价还价。
除此之外，上海以外地区服务业占经济比重较低、区域差异化过大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各地实行税制改革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上海改革是自愿的，但其他地区可能是被动的‘自上而下’。”胡怡建说。
不过所幸的是，目前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对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的归属问题“网开一面”——上海试点期间原归属地税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的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上海现在分成方式算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把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后重新调配比例。假定某地的原税收是100亿，营业税占40%，增值税占60%，因此增值税可以55%给地方，45%归中央。”根据胡怡建的判断，后者方案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前者并不易于管理。
“但是考虑到中国不同省份的区域差异性，中央可能会给地方一个比例，不同区域会用不同的比例数。”胡怡建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