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傅莹在回答媒体有关“财政部随意调整燃油税”提问时表示，“税收法定”条件已成熟，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都要通过人大立法决定。如果这次大会能通过新修改的立法法，“今后就要加快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步伐，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皇粮国税，自古有之。一个公民在还不是生产者的时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纳税人。日前，在“新供给2014年4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有专家表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已达36%左右，在国际上属中等偏高水平。其实，税负高低，或者税感苦乐，既在于缴纳了多少比例，还在于遵循了怎样的程序正义。电影《让子弹飞》中“鹅城式收税大法”，结果上表现为寅吃卯粮，恰在于程序上的无法无畏。

　　税收法定，看起来是个高大上的概念，但其实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譬如去年底，受国际原油市场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连番跳水，于是在12月的两个降价窗口，有关部门两度提高燃油税。权力部门的做法，当然是合法的。因为，我国现行的有效税种18个，只有3个实体税的立法权在人大（即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而其他15个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都是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这些税收的行政立法，是“1985年全国人大给国务院的授权，当时是出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不过，世易时移，“依条例征税”等过于自由的征税权，消解了税收稳定性与依法征税的底线。如果税收法定原则重新归位，起码“一月两加燃油税”的现象估计再难重演。

　　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提到了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所谓税收法定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国家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说当下“税收法定的条件已逐渐成熟”，起码有两个理由：一则，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才能既不至于为了招商引资而将“税收优惠”视为最后的王牌，也不至于在征税问题上朝令夕改、无法寻找到稳定税基。简言之，一旦税收必须经由人大立法决定，那么，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或调整税种与税率，所需的立法程序就会改变，部门利益和政府权力扩张，都将受到掣肘。

　　二则，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法纳税”和“依法征收”应该是和谐共生的两个层面。如果征税不能“依法”，纳税的合法性就就容易遭到质疑。再说，征税太随意，人民对税收就难有敬畏感。今后，税收法定原则重新归位，由人民选出代表按照立法程序，制定税收法律，彰显的是“税权归于人民”的基本理念。这既有利于培厚纳税人对税收的认同感，也是对程序正义的捍卫，是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体现。此外，因为税收法定，企业也好、个人也罢，经营规划或财产安全，都将变得更有预期性，更利于永续发展。

　　眼下，公众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关注，可能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全面落实”之前，个别部门会不会搞突袭、玩投机。各种“税收暂行条例”还不少，依法征收之路还很漫长，如何防止部门利益“浑水摸鱼”，人大必须要有这个警惕。二是在“全面落实”的过程中，人大还得加大立法监督与审查工作，看看有多少不合规、不合理的征税制度，有悖于法定原则，需要及时清理、严肃惩戒。

　　全国人大对全面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给出了时间表，作出了庄严承诺，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征税不任性，权力才会更谦抑，税收才会更公平。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