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为企业减税降负的努力有目共睹，但关于企业税负过重的呼声反而越来越大。业内专家认为，这固然和当前的经济环境有一定关系，当企业经营变得困难时，其对税的负担感受也会被放大，但也和税收征管力度加强有关。
10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举行的沙龙上，与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表示，税收征管加强，漏洞减少，反过来也为进一步减税提供了财政基础。并且，他们呼吁税务机关充分调研，从实际需求出发，精准减税。
据财政部估算，在2017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减税降费将在1.3万亿元以上。不过，这与企业实际感受可能有差距。2018年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长速度从上年同期的12%下降至9.85%，但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却较上年略有上升至12.7%。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表示，税制优化、征管链条完善，带来实际征收率上升，原来遵从度高的企业，名义税率越低受益越大，但原来遵从度低的企业，下调名义税率的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原来交的越少、征收率越低的企业，减税越难惠及。
拿近年来税改方面力度最大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来说，实际效果就出人意外。财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增值税收入同比增速明显加快，较上年同期加快逾10个百分点，也是过去6年来（营业税 增值税合计）同比最高增速。
CEI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告诉界面新闻，从理论上来说，“营改增”确实能减税，但这是建立在大家都合法合规纳税、进项抵扣链条完整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情况要复杂的多。他举例称，不少服务业企业因为税率上升、又没有什么进项可以抵扣，税收负担反而上升了。
一位跨国零售企业在中部省份的财务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从我的感受来看，‘营改增’并没有减税，反而把税率从原来营业税的5%直接加了一个点到现在的6%，虽然说有进项抵扣，但合作的供应商若是不正规，就没有进项发票可以用来抵扣。”
“我身边很少有人感受到了‘营改增’的减税效果，”以制造业为主的西门子中国公司的税务总监李迎也如此表示。“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原来不交税或通过合并征收的方式交很少税，现在，在金税三期的征管下，需要正规交税，税负更高了。”她发言时说。
据国税总局介绍，金税三期工程融合了税收征管变革和技术创新，统一了全国国地税征管应用系统版本，搭建了统一的纳税服务平台，实现了全国税收数据大集中。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启动建设增值税专用发票交叉稽核系统，即金税一期。2001年开始运作金税二期工程，从开票、认证、报税到稽核、稽查等环节进行全面监控，主要监控对象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金三”开始试点，到2016年在全国推广。
唐大杰告诉界面新闻，金税三期对此前不合规的企业影响比较大，企业的所有数据系统里都有，基本没有逃税的机会。“但这是征管加强的过程，而且这项工程也不妨碍企业通过税收筹划进行合法避税。”他表示。
与此同时，企业社保进入“全面合规时代”。中央已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目前，不少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在给员工缴纳社保时并没有上足社保，而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这种情况有望得到改变。税务部门可以依靠其长期形成的经验丰富、强有力的征收队伍和系统，将社保费征收规范化，保证社保基金的及时入库，有效保护参保人的权益，同时也会减少甚至杜绝少缴社保的问题。
一家位于深圳的私募基金财务总监告诉界面新闻，“我们已经计算过不同基数下的社保费和公积金，原来是按工资收入的一半为基数来缴纳社保，以后改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社保基数就得调整为全额，社保费和公积金将多缴纳92%，差不多翻了一番。”另一家位于武汉的房地产公司，过去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缴纳，据其财务负责人向界面新闻测算，合规后，这家40余人的公司每年社保费将多增120万元。
像这样的企业并不在少数，根据51社保调查发现，2018年，社保缴纳基数合规的企业比例仅为27%。
此外，国税和地税的合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征管力度。上述跨国零售企业税务总监发现，“现在国地税合并，大家都不希望在这次机构改革中被淘汰下去，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了。和往年比，今年检查的频率变高，税务检查的方式也有变化。过去省里下达检查任务后，一般会下到专管员层级，由专管员打个电话或微信沟通一下，很容易就过了，今年则专门组建了工作组到各区县很认真地检查。”
“不可否认，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减税的，但是，征管是增税的。”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王东生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打鱼，以前渔网大，只能搂大鱼，小鱼都跑了，现在网眼小了，一网下去，小虾米都上来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李时宇表示，税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这四点并行不悖，在“简税制、宽税基”两个条件更好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执行低税率。
在具体操作层面，李迎建议，充分调研，从实际需求出发，精准减税。她指出，有些减税政策没有很好的匹配现实需求。“对于营改增，获得减税幅度最大的是房地产企业，它们获得了整个营改增减税效果的四分之一，但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基本没有享受到什么。”李迎说。
在精准减税方面，也不乏好的事例。比如，2015年，西门子公司因为全球经济长期衰退，德国总部要在全球范围内砍掉研发投入，一开始也包括中国，但考虑到中国对高新技术企业设置了3%的研发投入门槛，为享受到相关税收优惠，西门子公司仍保留了对中国的研发投入。再如，海关总署每年通过暂定税率减税，每年大概有七八百条，都是通过调研，有针对性的降低税率。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岳树民也表示，减税能解决哪些问题要明确。“我们现在讲企业难，到底难在哪里？有资料显示，中国制造业出口利润很少，大部分给了美国，这说明我们有些企业难可能是因为竞争力太弱、议价能力太差。如果是这个原因，减税能不能解决企业的难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助理教授代志新强调，“很多小细节很重要，税收最终要落实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他们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我们已经在宏观上有了很多的研究和判断，更要从微观层面注重机制的运行，注重企业和消费者对税收的行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