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项目公司型内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一般指通常所说的合作建房合同，但本文所理解的非项目公司合作开发与合作建房合同在形式上略有区别，本文所讨论的是经营性的合作开发，而合作建房合同既可以营利为目的，也可能仅仅是为了自用而合作建房。

当然，单纯出于自用目的而合作建房的情况其实殊为少见，而且其法律关系相对简单，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的变更及所建房屋的分配问题，本文无意对此讨论。对非项目公司型内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来说，由于不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合作各方无法如项目公司股东那样承担有限责任，而是直接以自身的名义对外承担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合作开发类似于合伙，具有部分合伙型联营的法律特征。但由于合作开发行为在现实中的多样性，使得其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合伙型联营。

由于早期我国房地产市场规范化程度不高，各地政府对合作开发的立场及因此出台的各种政策也不相同，因此，现实中合作开发的形式非常多样化，由此引起的纠纷也较多。

一、合作形式及合同效力
非项目公司型合作开发可以有多种合作形式。由于在合作形式上受到的法律限制较少，因此当事人自治原则在此体现得相当明显。

在投资方式上，最常见的情况是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或数方提供建设资金共同开发，但也可能是合作各方共同投资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共同投资开发。

在市场经营主体方面，可能是合作各方共同具名进行经营，也可能是仅以其中一方或数方名义进行经营。

在收益分配方面，可能是各方共负盈亏，也可能是一方或数方收取保底利润或在此基础上再提成收取利润；可能是将开发所得商品房按一定比例分配予合作各方，也可能是将销售所得进行分配。

在开发项目的用途方面，可能一方或数方是将开发所得房屋用于自用或部分用于自用，也可能是将开发所得商品房全部用于销售或经营。由于合作形式的多样化，加之各地政府对合作开发房地产所持立场的不同，导致在合同效力的认定方面也较难把握。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认定，可遵循如下原则。

1、分清合作开发合同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区别。
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开发的，是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认为，虽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特殊形式，但合作开发合同毕竟不能等同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对土地使用权转让设定的强制性要求必须遵守，但该种限制是否应同样适用于以土地使用权与他人进行合作开发的合同则颇值商榷。至少现有立法并未将二者完全等同，如径行要求所有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情况都按土地使用权转让来处理也不符合社会现实与市场原则，因此，应按合同的实际内容对二者进行区分。如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不承担任何开发经营风险，而是只收取固定利润，则应认定该合作合同的实质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适用法律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否则应认定为合作开发合同。

2、分清合作开发合同与借贷合同的区别在合作开发中，存在由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或数方提供资金，但提供资金合作方并不参与项目开发经营，也不承担开发经营风险，而是仅收取固定利润，则应认定该合同的实质性质为资金借贷合同，而我国目前的法律禁止非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因此这种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

应注意的是，在前述两种情况下，无论合作开发合同中约定是由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开发，还是约定由提供资金一方或数方以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的名义单独进行开发，或是由合作各方的名义共同开发，不应影响对合同效力的认定。

3、是否办理合作开发的审批与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合同法施行后，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办理登记或批准手续且规定办理登记或批准手续方生效的，如当事人未能在一审辩论终结前补办登记或批准手续的，则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以登记为生效条件的，合同有效，但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发生转移。

比照此规定，对合作开发合同而言，目前只有中外合作开发应依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履行批准手续方生效，现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未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应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有些地方性法规对此作出了规定，但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因此内资合作开发基本上没有应履行批准手续的问题。

当然，如用于开发的土地使用权属划拨土地使用权，则应以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为合同生效的前提，否则合同应属无效，但此处所指审批不属对合作开发合同的审批，而是对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审批。

至于登记问题，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开发的，依法应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此点应无疑义。但此处所指的登记是物权变更的登记，而非对合同行为的登记，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仅仅是合作开发合同这一债权行为的物权后果，而且立法并未规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则合同无效，只是不发生土地使用权变更的效力，从而不能对抗第三人，但在此情况下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仍应予肯认。

4、合作主体是否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与项目公司型合作开发不同，法律对非项目公司型合作开发主体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方面设有一定的限制。前已述及，我国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资质管理，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主体依法不能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因此，个人和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原则上不能成为此类合作开发的主体。

正常情况下，非项目公司型合作开发是两个以上主体共同进行开发的行为，不论其投资及分配形式如何，合作各方均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主体，都应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相关法规对房地产开发主体的限制性规定。问题在于，如合作开发合同的主体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因此签署的合作开发合同是否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作了过于严苛的解释，合同法施行后，立法对合同的效力问题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立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合同法施行后，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但违反国家关于限制经营、特许经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比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可对合作开发主体资质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进行判断。《城市房地产开经营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该条例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并规定了未取得经营资质（营业执照）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为的罚则。

由此可见，房地产开发行业应属国家限制经营范畴，按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违反限制经营规定所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问题在于，进行合作开发的主体为两个以上，是否必须所有参与合作的当事人都应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合同才有效呢？

我们认为，对此问题不能简单化处理。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资质管理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房地产开发行为，保障其他市场主体尤其是消费者的利益。从现有规定来看，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门槛并不是特别高，如合作开发当事人具备开发该项目的足够的经济实力，只是由于未办理有关资质审批手续而直接导致合作开发合同无效，似与立法的本意不符。

对此似可进行变通处理。一方面，如当事人在起诉前已经过补办资质审批手续而具备了房地产开发资质，应认定合同有效；另一方面，如合作各方并不是全部不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即至少有一方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也可认定合同有效。司法实践目前也基本采此立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施行后认定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效力问题的指导意见》即规定：当事人签订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内容的合同，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在起诉前当事人已依法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二、投资方式与经营模式
在投资方面，是否成立项目公司对投资主体的要求并不相同。项目公司的股东出资应遵循公司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关于股东出资及注册资本、投资总额的限制，而非项目公司型合作开发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关键是要保证项目能如期完工。

当然，房地产开发行政主管部门在对项目进行报建、施工等审批程序时对开发商有一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的约束性并不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是，与项目公司型合作开发一样，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与投入是合作开发的物质前提，因此土地使用权对合作开发而言是最为基本的投资。无论是否成立项目公司，现实中合作开发的主要投资模式都是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或数方提供建设资金，但是也不排除各方共同从土地市场上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共同进行开发的情况。关于以土地使用权进行投资的相关法律问题，非项目公司型合作开发与项目公司型合作开发并无不同，此不赘述。

在经营模式方面，可以是各方联名经营，也可以是一方或数方隐名经营，但是隐名者只能是资金投入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是不能隐名的。前已述及，是否隐名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由于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由此导致隐名方的经营风险大为增加，如由于土地使用权人的负债导致土地使用权被第三人追索，基于物权法定原则，隐名方将不能对抗第三人，只能依据合作开发合同向土地使用权人行使追索权。另一方面，如隐名者的债权人欲对其在合作项目上的权利行使追索权，在隐名方的权利未物化为对项目开发所得不动产的所有权之前，也只能基于其对合作项目的债权性权利进行追索。

三、收益分配及责任承担
非项目公司型内资合作开发在项目收益分配方面颇类似于中外合作经营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由于是以合同作为分配的依据，当事人自治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合作各方可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合作合同约定直接以开发所得商品房进行分配的情况下，如合作各方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而为土地使用权的共有人，则可直接将其分配所得商品房确权至合同约定的合作方名下，否则应将分配行为视同销售行为，应依法缴纳房地产交易税费。

前已述及，如合作合同约定合作一方或数方在合作中仅收取固定利润，合同的性质与效力将受影响，但如合作合同约定其中一方或数方在收取一定的固定利润后再行按一定比例分配开发或经营收益，则此种条款的性质与效力应如何认定？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此类条款等同于前述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借贷的合同条款进行认定，而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判断的具体标准应是其收益的固定性程度。对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来说，如其主要收益是固定的，基本等同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则该合同应认定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对提供资金一方来说，也应看其收取的固定利润是否等同于或大于其提供的资金，如是则该合同应认定实为借贷合同。

在对外责任方面，如合作各方是共同具名开发经营，则对外应共同连带承担商品房销售、出租方的法律责任，不能以合作各方内部对责任承担的约定对抗第三人。如仅为某一个或数个合作方单独具名开发并对外经营，则在责任的承担上相对复杂。理论上，具名合作方与商品房购买者或租赁者所签署的合同的相对性不会因合作开发合同而被突破，购房或租房者只能要求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具名开发商承担合同责任，但如此可能导致因具名合作方的责任能力不足而令购房或租房者的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我们认为，作为合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隐名合作方对合作项目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不能以其与购房或租房者不存在合同关系为由完全对抗购房或租房者。如具名合作方不能承担对购房或租房者承担责任，则隐名合作方至少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