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即所谓“走出去”），已是当前我国一项战略性的经济决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要“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

企业“走出去”当然要追求税后利润的最大化。但跨国投资不仅要面临东道国（地区）的所得税，而且作为居民企业还要面临居住国（地区）的所得税，如果是通过第三国（地区）间接走到东道国（地区）进行投资则还要面临第三国（地区）的所得税。所以，对外投资的税后利润最大化应当是考虑到上述所有国家（地区）所得税以后的利润最大化。

根据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走出去”企业从境外取得的投资收益（利润或股息、红利）无论是否负担了当地的所得税，仍需向我国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为了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我国在对企业的境外所得征税时允许其办理境外税收抵免，即用其负担的境外所得税冲减应在我国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尽管企业所得税制度中有这种避免双重征税的措施，且我国已经与99个国家签订了避免所得双重征税的协定，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境外税收抵免法对海外投资仍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资，如果当地的所得税税率较低，其境外投资收益仍要按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补税，从而享受不到境外低税负的好处。

另外，在实行境外税收抵免法的情况下，我国居民企业即使到税率较低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实际上也享受不到低税负的好处，其境外投资所得还是要承担与在境内投资相同的税负。

第二，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税收抵免限额是按“分国不分项”的原则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企业如果到多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东道国的税率有的高于我国、有的低于我国，这样就会出现在高税国实际纳税超过抵免限额而抵免不尽、在低税国实际纳税达不到抵免限额造成抵免限额结余的情况。

第三，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税收抵免不仅有控股比例的要求，而且还有严格的层级限定，这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约束。对于多层间接持股的境外税收抵免，我国税法限定：
一是只办理居民企业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20%或20%以上股权的境外企业的税收抵免；
二是给予办理境外税收抵免的只限于境外三层外国企业。
上述境外税收抵免的规定对境外投资链条较长（中间层企业较多）的居民企业是不利的。
特别是当多个中间层企业设在低税国（地区）而目标企业设在高税国时，国内“走出去”的企业就要间接负担较重的境外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