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市公司2015年中报的陆续披露，人们看到上市公司的整体收入和净利润(剔除金融行业)都在下滑。这让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感到：如果不改善基本面，A股股价就难以得到有力的支撑。鉴于这个原因，有人开始呼吁给实体经济大规模减税，以支撑股市。例如，某大型私募基金的创始人认为，救市投入的资金以万亿计。如果再用同样规模的资金，用于给企业减税，则企业的利润可以提升一倍以上，股市自然而然就会火起来。

从中国税收增长趋势看，大规模减税似乎也可行。社交媒体上最近有一篇转发颇广、署名格隆的文章，认为：中国财税收入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19.5%，远高于G D P的增速。按大口径指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则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税负率达44%。而全球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为13%左右，高收入高福利国家才达到40%左右。所以中国减税是有理论上的空间的。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我早就曾积极倡导大规模减税。早在2008年7月，我就公开发表过《厉行减税以预防经济金融危机》一文，第一次预测了中国可能面临通缩周期，认为“如今C PI指数的上升，反而只是通胀末期的所谓翘尾效应，恰恰是流动性紧缩可能到来的标志”。我并且建议道：“防止实体经济衰退导致国民收入锐减，防止金融体系失序导致国民财富蒸发，这两个防止才是重中之重……具体来说，在对外政策上，我主张立即停止人民币升值……。而在国内政策上，我认为目前最有效、最应当采取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

不过，由于通缩危机已经成为现实，中国的国内外形势又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大规模减税，在现实操作层面，目前反而必须慎行了。

这其中，对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是政府负债率。根据社科院上月初发布的最新研究，从2010到2013年，短短3年间，中国政府负债率从37%快速上升到了超过50%。同时，鉴于人口老化造成养老等负担在可预期的未来还会继续上升，短期内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并不现实。

一旦再大规模减税，就有可能造成政府财政急剧恶化。继而导致政府信用危机，直接危及基本金融秩序的稳定，其影响将波及币值汇率资本项目平衡等，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不发生上述最坏情况，政府财政恶化也会加大政府融资成本，迫使政府借贷利率上升，从而推高全社会利率。通俗说就是有可能又造成一次“钱荒”。这对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形势，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我仍然认为，大规模减税终究是必要的，不过要把握好时机。更加可行的方法，是结合一次温和、小规模的减税措施，辅以人民币贬值，同时通过体制改革，向经济系统中释放大量资产，通过提升资产负债端的资产质量，来降低负债率。

关注我文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一贯认为中国在长期高增长之后，或许会经历一些经济波动，这像人人都要生病发烧一样，并不是什么坏事。对政府而言，如果一次危机可能已经难以避免，那么不妨先在手头留足弹药。如果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继续去库存去产能，让经济下滑速度触底，那个时候，再实现大规模减税以重新刺激经济增长，或许效果更明显，更容易促进中国经济的新一轮腾飞。

这个策略同样适用于私营经济体：也就是说，对很多企业来说，目前经济进入通缩周期，更急迫的任务是提升资产质量，尤其要考虑处理掉那些现金流预期差的资产。而不要逆势而动，强行试图扩张市场份额或提升利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