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处于中间环节的批发企业销售货物免税，批发企业就不能再向零售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零售企业也就不能抵扣相应的进项税，造成税负上升，影响其从批发企业购进货物的意愿，而批发企业尽管无需向税务机关缴纳8.5元的增值税税款，但是自己支付给生产企业的17元增值税也无法抵扣，需要转入成本，相当于自行承担了这笔税款。所以，对批发企业而言，免税会增加其自身的经营成本，并影响其市场销售，因此，选择征税对其更为有利。

　　梁因乐认为，对中间环节免征增值税，割裂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产生了重复征税，因此，自然会扭曲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

　　营改增试点过程中，也有大量这方面的案例。如某信息技术企业主要从事软件开发、技术开发等服务，营改增后，按照信息技术服务缴纳增值税，适用6%税率，因提供的技术开发服务属于增值税免税项目，企业就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了免税备案。但由于其客户主要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大都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企业最初曾尝试以降低价格的方式与客户进行谈判，但客户均坚持选择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企业不得不自行放弃了增值税免税。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增值税免税政策都不能发挥优惠的作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蒋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在零售环节实行增值税免税，则在免除零售商应交增值税的同时，也不会产生重复征税等显著的负面作用。这种情况下，虽然零售商自身需要承担进项税，但零售环节产生的增值所对应的那部分税额得以免交，下游消费者需要负担的税额也相应减少。因此，增值税免税只适合于最终消费的货物和服务，而不适合对中间产品和服务。

　　梁因乐还介绍说，如果对同样的货物在国内环节和进口环节同时免征增值税，貌似公平，实则不然，将造成对国产货物的政策歧视和不公平竞争。这是因为，进口货物免的是全环节的增值税，免的税基是整个进口额，而国产货物免的则是部分环节的增值税，免的税基仅仅是部分增值额，因此，如果要让进口货物和国产货物公平竞争，只能同时征税或同时适用零税率。

　　“实际上，增值税免税对企业乃至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中，最突出的是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扭曲，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会长远损害免税企业或行业的竞争力”，蒋震说，其中的缘由是，免税企业由于其进项税要转为成本，增加了企业销售货物或服务的成本，而企业为规避这一问题，必然设法让免的税多一些、转成本的进项税少一些，这就会导致企业尽可能地兼并上下游业务、拉长产业链，而不愿从事服务外包或主辅分离，不愿意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结果必然是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最终危及企业和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有关评估报告也指出，欧盟金融业国际竞争力逐渐降低的趋向，与其长期对金融业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密切相关。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建议，中国金融业及其他行业的营改增一定要吸取欧盟的经验教训，尽可能避免对以经营中间产品和服务为主的行业实行免税。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值税免税政策就像一种慢性毒品，会使企业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尤其需要着力避免的。